1984

07

汉元帝之于王昭君的深情，马致远在《汉宫秋》里面竭力把这无中生有的情节写得哀婉动人；在《长生殿》中，李隆基能够在蟾宫和杨贵妃相会，发誓要做生生世世的夫妻；更不消说吕布因为貂蝉成为帅哥的代表；项羽因为虞姬留下最凄美的唱段。

麻烦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能太细致，更不能瞎琢磨。而今天偏偏是我在这里编排这些故事，那可就大大的不妙。

当你为王昭君即将远嫁到苦寒荒凉的匈奴之地而叹息，觉得她还是留在大汉朝的天子身边比较美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汉元帝与王昭君的交情，仅仅是看过一次大头贴，何况当时他已经有了后宫三千；

而你觉得李隆基以帝王之尊，能够和杨玉环海誓山盟，委实难能可贵，我会告诉你，在此之前，杨玉环早已和他的儿子寿王海誓山盟过，他的横刀夺爱，就是李商隐所谓的“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了。

更要命的是，中国的皇帝，只要不亡国，不误政，基本就是明君。而中国古代的明君，都是视金钱美女为粪土的性冷淡，昏君则都是贪花好色的热血男儿。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伟大的传统。如此看来，唐玄宗的明君地位就十分可疑，所以我们就要参照第二条，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汉武帝就懂得下罪己诏，而他的老爸景帝一看势头不对就立马砍了晁错，我们依旧奉他们为明君，如此这般。

于是，李隆基一条白绫缢死自己心爱的女子是干得漂亮的。而到后来，人家还得欢天喜地的和他共赴蓬莱，月宫相会，这一手也是十分漂亮的。由此可见，我国替领导编排故事的本事天下第一，同时替领导开脱罪责的本事，同样天下第一。

所幸的是，吕温侯和楚霸王都不曾做皇帝，我们天真地认为貂蝉和虞姬也许可以享受专一而忠诚的爱情。

可是，我又要说，貂蝉和吕布并不是理想中的英雄美人——因为貂蝉十六岁那年，吕布是三十七岁——倒是实实在在的老夫少妻；而项羽，也许“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确实是一个男人心底最深的悲恸，但是，如果你爱她，为甚么不能给她安定的幸福和美满呢？

有时候就是这样，故事的细节经不起推敲，耐不住审问，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堆的脸谱和偶像，很少有真正的人的形象。

有些东西，总把结局雕琢得光鲜透亮，幻化成投射在我们的眼中的神话。

但它到底不是。

08

故事所留意的，总是那些编织了一切，又书写了一切的男子们。

他们占有财富，掌握权利，控制话语，同时又自私地认为，自己可以决定身边女子的命运，这种资格天赐神授。如果就是这样，那么，尘埃落定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应该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呢？

中国人读史之乖谬，往往在于立场之上的两分法，譬如说，一方面强调，商朝的的确确是被妲己弄亡了的，可马上又回头称颂周武王是多么的英明神武。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我们习惯于将亡国的罪责归咎于女子，但是至少，与之相关的败亡了的男人们，好歹也能在缱绻温柔的风流韵事中留下一段身影。可是夫差从没有过这样的待遇，馆娃宫这样精致的礼物也会被认为，这只是用来衬托西施的绝世姿容罢了。

他只好作一个昏君，因为还有一个范蠡。

陈家洛把香香公主献给乾隆，从此在小说的主角界几乎无法做人。而范大夫甩手把西施从会稽送往苏州以后，能够当智者，做良臣，扮大英雄，也就算了，可他最终居然还能做情圣，这可真教人匪夷所思。

09

苏州馆娃宫中，西施一身白色长袍，独自凝视黑色的湖水，荡漾着深邃。周围白雪覆盖。水榭外，如漫天花瓣一般的白雪，不断坠入湖心。灰色的天幕下，黑色的湖水倒映着苍白的远山。她呵自己的手。辽阒无声。苏州的冬天，对于她来说，一定会下雪，而且很冷。

千年以后，陈圆圆在闯王府中，看到灰色欲雪的天空，她也会想到与从前相似的那些苍茫的远景。想到白色的山。黑色的湖。漫天的飘雪。一切的往昔都如风景一般倒映在记忆的流水中，却是一派镜花水月，无从追寻。北京的下雪天，比起江南，必定更加萧索而落寞。

那些落花飘零于水上，鱼儿穿行于花间，白云倒映于水中，稍纵即逝，那不过是她们曾经最美的记忆。眼前的白雪覆盖下的大地。如此凄冷又如此清净。黑色的湖水映照着她如花的脸。鱼儿在波光中游弋，然后会忽而沉落。整个湖就忽然变得幽阒辽远，寂然无声。时光在此凝滞。不曾流动。

彼此不尽相同的是，陈圆圆被李自成（也可以说是刘宗敏）掳走不久，时年32岁的吴总兵已经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其间不过一个月的光景。可我们的范大夫，却正在不紧不慢的对勾践说教：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可曾想过，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10

很多年后，金庸在根据历史敷衍出来的《越女剑》里面，又臆造出一个身怀绝世剑术的女孩子——阿青，范蠡依靠她的帮助，让越国的士兵练就了纵横天下的剑术，成为灭吴战争取胜的最重要的砝码。

虽然正在吴越相争的最后关头，可是当书中描写到这两个人的相处的时候，却又是一派别样的风光旖旎，儿女情怀，跃然纸上。可是，到了最后，所有人都会发现，范蠡和阿青，其实一直都身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两个人的心之所系，相隔着很长的距离——一会儿看云，一会儿看你。看云时很近，看你时很远。

在阿青的眼里，是一碧千里的草地，她想到仿佛燃烧的垂丝海棠，想到春天明澈的天空，飞鸟翩然而过。游丝般的春意不断荡漾的风景。

在范蠡的心中，他怀念过往柔和氤氲的白云。记忆如河水不断闪光流动。他总是沉浸在回忆，或许是因为他看不清现在。

11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故事——这依然是一个男人的自我神话。

故事总是试图叫我们相信，这些男人安置好一切，抽身而去，留下一个“从此萧郎是路人”的超级无辜的背影，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哀痛。评书里说过，戏文里唱过，可是有谁去关心过，那些故事中的女子，与这些男人相比，她们牺牲掉的又是什么？

是最可贵的真心，最绚烂的生命，以及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和憧憬。

如果可以选择，她们真的会愿意去成为这些所谓的浪漫故事的注脚和花边么？

金庸在书中写道，范蠡在遇见阿青的第一眼起，便立刻想到：请他去教练越国剑士，破吴必矣！就像很多年以后，王允司徒看见貂蝉风回雪舞之时，心中理应想到的是：对，可以利用她匡扶汉室！这是故事的开始，英雄出场必要的方式，合情合理之中，暗藏了一条定理，那就是：我们塑造英雄时，决定性的问题往往出在英雄的性取向身上——王司徒之所以是英雄，吕温侯之所以不是英雄，都逃不出这个定式。

那么，范蠡和西施的邂逅，相爱，分别和重逢，又如何去解释当时的情景呢？还有，西施采莲馆娃宫，圆圆弄琴苏州府，范大夫和吴总兵，哪个更可爱，可分得清楚？

大多数时候，故事的无耻之处就在这里，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幻想和心理上的需求，采取这样的解释，英雄是不需要感情的，可是他却从来不缺乏感情。或者被迫以一种折中的方式来隐藏这种矛盾，英雄就该是端凝厚重，来不得半点歪风邪念，他们可以不是青面獠牙，可关键的时刻来不得半点儿女情长。

所以，当吴三桂正穿过北京的雪幕，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街上浩浩荡荡的人群看到他身旁的清军，无不瞠目结舌，既而休克者有之，嫉恨者有之。虽然清军并不比闯军更凶残，更贪婪，更横暴。但是吴三桂肯定会成为汉奸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因为他拱手相让的是山海关，不仅仅因为他日后的反复，也因为，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出了自己意识中与传统英雄相背离的太多的东西。

12

据《史记》载：“（灭吴）九术：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荧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以疲其力；六曰贵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利；九曰坚甲利兵以承其弊。”

上述的九策，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理想化的模型，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假设上，那就是夫差是一个昏君。

但是，吴国之所以会亡国，其根本原因是夫差在北向争雄中空乏了国力。夫差杀伍子胥，也不是反间计的结果，而是两人在对齐和对越的政策路线上存在根本的分歧。越国富国强兵的最后成效，即使在灭吴的那一刻，依然不足以令其取得战争的胜利，有人指出，在当时，吴军的战斗力和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要强于越军，但是吴国本身已经在对齐战争中枯竭了。

所以，与其说是越国的成功，不如说是吴国的失误。失误在太骄傲，失误在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越国隐忍的恒心。

而献西施，借稻种之类的故事，正史中并无记载——两国攻伐之时，这些伎俩并不是正道，其实际效果极为有限。战争，靠的是综合实力。

而吴梅村也在《圆圆曲》的最后这样写道：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吴三桂的降清，只不过是他对局势判断后的必然选择，是他“擅侯王”的特质的展现，英雄无奈的多情，不是儿女之情，而是世故和人情。

一个女人搞乱一个国家，这种情节其实是一种很戏剧化的想象。

13

不过，我依然相信，西施或者说陈圆圆，都是举世无双的女孩儿，仪态万方，妩媚动人，明艳不可方物。她们的美貌，是如何夸奖都不过分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弄乱了国家的女子据说都是美女，因为祖宗们认为，被一个丑女搞坏了国家是奇耻大辱——她们只是单纯的屈从于自己的命运，她的身上依旧毫无可以指摘之处。

争衡天下的缠斗，与她们无关。她们既不伟大，也不罪恶，她们只需要最真切而现实，温热而芳香的美好，不参杂任何的利益、权谋和心机——政客，谋臣，勇将，名流，这些浸染在名利权欲之中，只想到驱驰天下的人们，是永远不会懂得这种东西的。

因此我宁愿相信，在故事之外，总有一些被遗忘掉的细节，深藏在这些女孩儿最隐秘的记忆之中——属于在她16岁的那一年，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那个眉目如画，带着浅浅微笑，静静的经过她们的窗前，然后又缓缓涉水而行的少年。

14

现在，我开始直截了当的提炼这两个故事。

越国被吴国击败，濒临亡国的绝境；大明朝外有女真，国内有闯军，内外交困；范蠡作为越国大夫，代表勾践向吴国求和；吴三桂因为军事才能，担任山海关的守备；范蠡遇见西施；吴三桂见到了陈圆圆；范蠡入姑苏为质，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李自成进北京，陈圆圆被闯军掳走；范蠡回会稽，帮助勾践谋划复仇大业；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夺回陈圆圆；越国灭掉吴国，西施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随范蠡归隐，一种是被勾践当作亡国祸水被淹死；吴三桂被封往云南，陈圆圆渐受冷落，带发修行，渡过余生。

它们的前半段的轨迹惊人的重合，就连吴梅村在写《圆圆曲》是也不自觉地想起了西施的故事。而后半段，就有了不同，西施和范蠡大多数人通常会接受那个较美满的结局——虽然后一个听上去更符合心理学发展历程，但是传奇性不大——而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最后，一直被认为是不大可能会是好的。

在古代很多故事之下，都暗藏着这样一条规则——风流不羁的少年，始乱终弃的中年和禁欲主义的老年，这顺序绝对不能调换。

当然，这只是在理想的故事之中，真实的历史往往不是这样。毕竟，历史人物都有血有肉，真实的生活过，存在过。

15

大概你我都会嘲笑，被称作历史的东西之中挖掘出来的观点——如果一个好人，历史上没记载他干过坏事，他就没干过坏事；如果一个坏人，历史上没记载过他干过好事，那么他就没干过好事。但是，至少写史的时候，歪曲事实会被认为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但是，有时候，一种潜藏着的心态或者说意识会导致某些现象的产生。

所以，中国人所写的被称为历史演义的小说著述之丰，称得上是世界第一。而其中所承载着的东西，并不像《荷马史诗》里用过的形容词——“捷足的阿喀琉斯”，“深谋远虑的奥德修斯”之类——无非是艺术的夸张或为了韵脚的完整，这种影响，其深远程度远远超乎人的想象，也许是因为它更符合我们的集体审美趣味，也许是因为，他更合乎我们深层次的精神需要。我以为这就是两个故事的最后成型，截然相反的原因之一。

如果扔掉《三国演义》去看《三国志》的话，我们会发觉曹操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角，而诸葛亮只能等而下之，《三国志》说曹操“明略最优，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站在地图前，看着他的疆域，那无边庞大的国土，那东临竭石以观沧海的气度——那才是真正笑傲天下的大豪杰。

可在故事里，并看不到这一切。

16

你开始震慑于这伟大的道统了。

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另外一番趣味。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要。

千百年间，一代代的史学家、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事实与虚构交织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

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

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有着世界第一的历史传统，而实质上中国历代对历史的态度与其说表现为一种历史传统，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政治传统。

史，是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附属物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所谓秉笔直书的精神无疑是被曲解与夸大了的——至少是在另外一种“秉笔直书”的层面上被理解的。

经和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被冠以良史烈士之名的人们，拼尽性命所争得的东西，确实是关乎重大的。可是，这些大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后代史家的意识之下，却有可能被认为是错，甚至开始质疑从其事件源头的本身就错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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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去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古人虽然在知识积累上不如今人，但在智识能力上却与今人无甚差异，其种种“荒谬”的命题，大多是有着迫切而实际的原因的——就好像基督教的神学一样。

“无论如何，基督教神学故事，并不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专业思想家幻象出来的，用以折磨单纯基督徒的隐晦与思辩的教义。……每个主要的基督教信念，都是起源于迫切与实际的原因。”

“即使好像‘在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一起跳舞’这样一个似乎很无聊费解的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辩论，并不只是用来打发时间，或要表现他们何等博学多才而已。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探索非人类的（例如天使的）灵性存在的本质，来驳斥他们是占有空间的物质存在之观念。”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这种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宗教社会学家合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

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所作的概括：

“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

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

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

由此来看，当开始承担说教功用，历史被政治异化之后，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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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学家们往往自以为或自称解得了所谓的大义，试图将自己的义理正确与政治正确是坚实地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回溯至原点，描绘出未来，企图构筑不朽的理想蓝图，然而他们的很多论断却禁不起严格的历史考据；

史学家们互相攻讦，以自己的“正解”打击别人的“误读”，而自己又往往被别人视为误读，这一过程绵延不绝两千年之久，是为误读史的另一层含义。

这种种所谓的正解与误读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各种方法得出的考据，却无法回避的为那种所谓的“大义”所裹挟，用以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同时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

名为时间的巨兽，吞噬一切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血肉，只留下干枯的骨骸。

而寄生在这世界中的另一群人，则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在骨架上涂抹新的油彩。他们耻笑裸露在沙砾之中这些尸骨的生硬和苍白，认为为他们重新披上新的外衣，不仅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是更加体面和应景的。

他们自以为是地戏谑历史，却又毫不自觉的书写了另一种与之相匹配的东西。

这些人们，总在一个想象得来的世界中快乐的飞翔，却从未发觉，自己并不曾摆脱从天而降的俯瞰目光，和那无法逃离的擎天巨掌。

19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些故事有了一种悠远而叵测的气息，好象一段流水，表面繁花似锦，内里污沟遍处，深邃神秘，教人费解。

了望漫天星辰，如银沙散落夜空，熠熠生辉。在那时，行云流水的记忆不断流溢而过，仿佛夜风穿过群星——书中清楚地写着，仰望之时，确实能看见若干星辰构成美轮美奂的星座，每一颗星斗都早已有它恒定的位置和归属。可也正是这种无声无息的架构与描绘，限定了星辰的位置，也限定了我们的想象流向。

就好比经典当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说法，给我的是一种仰之弥高的感觉，一种语言无法表述的战栗。就仿佛宿命的追定，象流星一样在记忆的天空，划下的永久痕迹。

所以，我愿意看着最古老泛黄的苍枯书页在风里飘渺，因为它足够的出色。

但是其余的，我也会尽可能的去想象，而不愿意接受一个虚假的即定规则。